“毛泽东式反腐”的深层困境

　　提起“毛泽东式反腐”，论者每每喜欢对“刘青山张子善案”津津乐道，特别是判决刘张死刑后，很多官员求情，薄一波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记载，他曾向毛传达这些意见，毛回答：“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，功劳大，影响大，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。只有处决他们，才可能挽20个，200个，2000个，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。”
　　此类叙述给人的印象是，官员纷纷回护刘张，而毛力主枪毙，显然，毛和他的官僚阶层步调并不一致。难怪浅薄之徒宣称，杀无赦的铁腕是毛时代官员清廉的主要因素，仿佛“反腐真谛”就蕴藏在射向刘张两名贪官的子弹头里。真的如此吗？如果杀人有用，施行“剥皮实草”的明代洪武朝官场又怎会前腐后继？
　　获得答案之前，不妨先对毛与官僚阶层的关系考察一番，正是这种关系，决定了毛的反腐特色，也暴露了“毛式反腐”的困境：依赖人治而非法治。
　　德国思想家马克斯·韦伯把统治分为三类：法制型、传统型和卡理斯玛型。法制型统治指，统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运作，统治者本人也不例外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僚阶层。传统型统治指，统治者根据某些社会惯例、风俗进行统治。卡理斯玛型统治指，领袖依据个人魅力和能力进行统治，本质上，它反官僚阶层。
　　韦伯将上述三种统治类型称作“纯粹类型”，是为了便于学理分析，现实中出现的则往往是混合类型。毛本人富于诗人气质和感召力，是典型的卡理斯玛型领袖，其官僚阶层教条刻板苏联化（比较毛和周恩来、刘少奇思路的差异便可看出），因此两者的关系首先是卡理斯玛型＋法制型的混合。其次，毛还继承了马恩列斯的意识形态衣钵，所以两者的关系也具有浓厚的传统型痕迹。
　　这种关系能够建立，第一由于卡理斯玛是革命性力量，只能存在于初始阶段，统治确定下来后（时髦地说即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），必须被传统化和法制化，韦伯称之为“例行化”，而例行化的最佳形态是官僚控制。第二，由于被统治者众多，卡理斯玛领袖无法单独治理，必须借助具备专业知识的官僚阶层；反过来，整个统治的合法性由卡理斯玛领袖提供，官僚阶层也就乐于依附。“利益纽带”把两者捆绑为共同体。
　　然而这种关系并不稳固。韦伯指出，卡理斯玛型统治是超凡的、革命性的，说到底是反日常生活结构的，恰恰同“日常的”官僚阶层呈尖锐对立。尽管出于上述原因两者暂且结合，但官僚阶层的存在减弱了卡理斯玛领袖的权威，尤其当第一代领袖尚在人间之际，更会千方百计限制官僚阶层，极端者甚至会颠覆它。不可能用官僚阶层自己颠覆自己，毛的手法是绕过它，直接诉诸“群众运动”：从三反五反一直到文革。用非常态破坏常态，用非法瓦解法制，“毛式反腐”的特点在此。
　　效果如何呢？不谈公审、煽动这样的“反腐”需要多大成本、给社会带来多大浩劫、隐匿了多少复杂动机、又有多少公正性可言，PK官僚阶层的卡理斯玛领袖本人就未必清白。众所周知，行宫“滴水洞”建于大跃进期间，而且因为领导人与妻子不和，造了一模一样的两套。试问这是不吃红烧肉的“自罚”弥补得了的吗？刘青山、张子善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？真应了阿克顿的名言：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。1950年代毛的稿费即达100万元，往后个人崇拜愈演愈烈、毛著愈出愈狂，稿费更成倍上涨。毫无疑问，卡理斯玛领袖自己都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。
　　关键是，卡理斯玛靠个人魅力，而现代化恰恰是“去魅”的过程，因此，用重新召唤个人崇拜的巫术去对抗官僚阶层，无论动机如何，都是彻头彻尾的倒退。更吊诡的是，不管怎么折腾，随着第一代卡理斯玛领袖不可逆转的死掉，例行化和现代化仍将不可逆转地继续前进。韦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如果为官僚系统控制的人企图摆脱它，只有建立另外一个组织才有可能，但这个组织将同样地官僚化。的确，综观文革中形形色色杂七杂八的组织，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在内，有哪个逃得掉韦伯的谶语？
　　说白了，无法无天的“布朗运动”，产生不出遏制腐败的有效机制。念念不忘“毛式反腐”的人该醒醒了，昧于法治而寄望于群众运动，昧于制度而寄望于个别领袖的“力排众议”，昧于现代手段而寄望于前现代巫术，究竟是反腐败呢，还是反社会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