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合离

　匿名和伪造引起的风波
　　1933年2月4日，家住北平米粮库四号的胡适，收到一封英文快信，发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部。里面有三样东西：宋庆龄署名的英文信、其英文秘书史沫莱特的信函、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的两封控诉书。控诉书痛诉政治犯在狱中备受折磨，史沫莱特据此以个人名义要求北平分会立刻营救，并在末尾声称已将控诉书全文公布，“除非你们分会迅即采取步骤，那些犯人将要重行受到虐待。”
　　胡适颇觉奇怪。首先，4天前他还和杨杏佛、成舍我视察了反省院及三处地方，了解到犯人最感痛苦的乃是带脚镣、伙食差，没有提到私刑。会不会慑于狱方淫威，犯人只能采取迂回方式呢？不会。胡适曾和一个名叫刘质文的犯人用英语交谈，他并未暗示。2月1日，杨杏佛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温和，也只谈到上述两点。⑴
　　其次，上海总会收到控诉书后，为慎重起见，理应向北平分会核实，再决定是否公布，现在却贸然刊登，玩了个“先斩后奏”。不仅如此，史沫莱特信尾的那句话还给先斩后奏披上了道德外衣，如果北平分会不照办，就要为犯人遭受迫害承担罪名。这岂非形同胁迫？
　　胡适当天就把这两层意见写入信中，准备寄给上海总会的蔡元培、林语堂。⑵
　　此信未发，怪事又起。次日，胡适在英文报纸《燕京新闻》上读到了那份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，署名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”。当天《世界日报》又专门送回一封信，中有长文历数北平第一监狱“摧残压迫之残毒，虐待酷刑之残狠”，寄信人地址竟为“米粮库四号”，作者李肇音宣称住在胡家，仿佛信由胡适亲自发出。
　　天下事就有那么巧，还是2月5日，胡适又收到一封信，又来自反省院。作者韩麟符也是犯人，受胡适一行视察的鼓励，写信申诉，深以为苦的仍是带镣铐和伙食差，未提有任何酷刑。这坚定了胡适的判断。
　　根据种种可疑迹象，胡适在第二封信里做出“大胆假设”：上海总会收到的那份控诉书是捏造的。他指出：“孙夫人不加考察，遽信为真，遍登各外国报纸，并用‘全国执行委员会’的名义发表，这是大错。”他进一步表态，倘若一二私人能够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，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，则北平的朋友们“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”。⑶
　　胡适将4日、5日两信一并寄给上海总会，同时致信北平分会的成舍我、李济、陈博生说明情况，致信英文的《燕京新闻》澄清。胡适特别声明：“我写这封信，并没有意思认为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。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。然而我不愿意根据假话来进行改善。我憎恨残暴，但我也憎恨虚妄。”⑷
　　胡适会等来怎样的回答呢？

　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缘起
　　1932年10月，当局逮捕陈独秀，一时间舆论大哗，纷纷设法营救，宋庆龄于10月底抵京，同蒋介石面商。加上之前营救牛兰夫妇，宋庆龄有意组织一个特种委员会，专门处理政治犯的案件。12月18日，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杨铨（杏佛）、黎熙寰、林语堂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，发表宣言，提出三项宗旨：

　　一，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；二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援助，并调查监狱状况，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，唤起社会之公意；三，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、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。㈤

　　同盟成立后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，1933年1月17日成立上海分会，宋庆龄（主席）、蔡元培（副主席）、杨铨（总干事）、林语堂、伊罗生、邹韬奋、陈彬龢、胡愈之、鲁迅等九人当选委员。30日，成立北平分会，胡适（主席）、成舍我、陈博生、徐旭生、任叔永、许德珩、蒋梦麟、李济、马幼渔等九人当选执行委员。
　　仔细比较北平分会通过的议决案，和总会的宣言有微妙差别。关于释放政治犯，总会宣言比较含糊，北平分会则加了“被非法拘留监禁”的限定。这是胡适的谨慎处，以免该条款被解释成他们所不赞同的“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”。
　　其实简单对比京沪分会的委员便能看出两者颇有差别。上海方面，宋庆龄为国民党左派，杨杏佛与中共军队保持密切联系，蔡元培反蒋（蔡、杨还曾同陈铭枢策划过武装政变），伊罗生和史沫特莱有共产国际背景，胡愈之是中共地下党员，鲁迅、邹韬奋之左倾路人皆知。唯独林语堂较纯粹。北平方面则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，立场温和，较少党派背景和利益。
　　看来，同盟创立之初就隐患潜伏。

　　坚持己见遭非法开除
　　接到胡适2月4日、5日的来信后，先由林语堂回信，承认其中有诈，“须彻查来源”“负责纠正”，并表示：“现此临时组织极不妥当，非根本解决不可。此事尤非破除清情面为同盟本身之利益谋一适当办法不可。”㈥总会“彻查”了吗？没有。相反，林语堂回信前，有人忙着掩饰，他就是和胡适一起视察反省院的杨杏佛。
　　2月9日，《大陆报》发表了一封杨杏佛撰写的长篇英文声明，宣称胡适一行视察反省院时未发现“私刑拷打”，是因为监狱当局已经掩盖了真实情况。杨杏佛很清楚，他在公然扯谎，而且这封署名“民权保障同盟”的信，是瞒着宣传主任林语堂发表的。
　　13日，蔡元培、林语堂致信胡适，一方面承认执委们因为觉得狱中酷刑“时有所闻”，故对控诉书不加探究便信以为真、草率发表，是不妥的；另一方面又强调，既然发表经由执委会同意，如有过失，应由本会全体职员负责，“决非一二人之过，亦决非一二人擅用本会名义之结果也”。⑺这封信标志着争论焦点的转向：在承认有失误之后，总会非但不肯坦率改正，反而暗示胡适如果坚持己见，就是在和整个民保盟执委会对抗。
　　自由主义者胡适不吃这一套，11天后他接受《字林西报》采访，先驳斥了9日《大陆报》上的那份英文声明。胡适指出：北平分会1月30日成立，当晚7点决定视察，11点杨杏佛面见张学良获准，次日上午10点即前往。时间仓促，狱方来不及多做准备。接着提出4项原则：

　　1，逮捕政治犯必须有充分确切的证据。诬告应依法治罪；2，政治嫌疑犯被捕后，必须依照约法第八条之规定在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；3，应由法院审讯的政治犯应进行公平和公开的审判。如无确凿的证据应立即释放；4，羁押和在监的政治犯应予以合理的人道待遇。⑻

　　杨杏佛继续狡辩。他2月23日致信胡适，称由于太匆忙，导致《大陆报》所载声明有很多错误。将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后，杨杏佛把话题转向胡适对《字林西报》记者的谈话，说执委会特别开会讨论，“极以为如此对外公开反对会章，批评会务，必为反对者张目，且开会员不经会议，各自立异之例，均甚焦灼”云云。⑼其实杨杏佛等人滥用“民权保障同盟”名义，早开了“各自立异”的先例！
　　就在杨杏佛写这封信的前一天，民保盟发电报给胡适，也对他那次谈话提出质问。胡适大概心灰意懒，没搭理。2月28日，宋庆龄、蔡元培又致电胡适云：“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，尤背组织常规，请公开更正，否则惟有自由出会，以全会章。”⑽胡适依然没搭理。3月3日，临时中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胡适。真搞笑，电报中明说如不更正“惟”自由出会，最后竟动用了“组织程序”，如此自食其言，不知置“惟”字于何地？
　　其实开除也很难站得住脚。说胡适违背同盟宗旨，但诚如前述，“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”比较含糊，而“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”是那封控诉书提出的，胡适不赞同，怎么能够夸张成违背同盟宗旨呢？最低限度，胡适的主张完全符合北平分会议决的原则，总会如有异议，为何不当即指出？其次，上海分会的9名执委中有7名是中央执委，自能凑够票数，但翻遍民保盟规章，均没有开除会员的条款。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》倒有，可那是1933年4月26日通过的，胡适早被开除。换言之，民保盟临时全国执委会玩了个“先开除再定规”，这算“保障民权”吗？

　　真相的还原以及根本差异
　　在整个事件中，杨杏佛的前后矛盾令人费解。的确，其中另有隐情。
　　胡适能抓住前后矛盾，判断控诉书纯系捏造，却绝想不到那个和他用英语交谈的刘质文本名刘尊棋，中共党员，正是控诉书的作者，更想不到民保盟并非纯粹的民间组织。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明言同盟的言论和工作都“密切配合着当时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”⑾；胡愈之晚年说得还露骨：“这实际是第三国际下面的‘济难会’。‘济难会’是声援救济各国被压迫的政治犯的，募些捐，由各国有名望的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出面号召，是国际组织。‘民权保障同盟’实际上是它的分会。”⑿原来胡适等学者不过是被骗来充门面，以标榜民保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！
　　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了。先是刘尊棋和狱友得知民保盟成立，经狱中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薄一波、刘澜涛同意，用英文写了两封控诉书，通过秘密渠道由《中国论坛》主编伊罗生转交宋庆龄。两封控诉书的落款日期分别为1月6日和10日，杨杏佛1月底才赴京，不会不知道，却对北平同仁“沉默是金”，视察反省院的提议恐怕还出于他的提议，用心明显。刘尊棋在反省院和胡适用英语交谈过，照样守口如瓶。杨、刘二人定有默契。其间，上海的史沫莱特伺机将控诉书提交执委会，凭借宋庆龄秘书和外国名记者的身份，取得蔡元培、林语堂等执委信任，用民保盟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。及至视察完毕，上海方面忽然抛出控诉书，使人误以为两者有因果关系，可信度不容置疑。史沫莱特随即将控诉书寄给胡适，并以命令口吻要求北平分会处理。倘若胡适马虎了事，真代表北平分会向当局抗议，这个“策划”就天衣无缝了。偏偏韩麟符“计划外”来信打乱部署，胡适心细如发又十分较真，拆穿狡辩。某方眼看精心编织的“悲情表演”沦为闹剧丑剧荒诞剧，恼羞成怒之下，“一二私人”再度操纵执委会，悍然开除北平分会主席胡适。
　　真是策划精密、步步为营！既让杨杏佛摆脱了参与预谋的嫌疑而有利于斡旋，又牵扯进整个执委会，一旦事发，主谋者仍可滥用“多数人”的名义压制不同意见。
　　面对开除，胡适反应平淡，仅在日记里说：“我们当初加入，本是自取其辱。孑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，更好笑。”⒀果然，在胡适被开除17天后，蔡元培写信来说：“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‘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’，且亦‘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’，君子见其远者大者，甚佩甚感。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，但骤告脱离，亦成笑柄；当逐渐摆脱耳。”⒁
　　胡适脱离民保盟后北平分会群龙无首，虽经杨杏佛多次协调，仍无法避免解散的命运。随着杨杏佛本人于6月18日被蓝衣社特务拦路枪杀，民保盟的活动也偃旗息鼓。
　　由于这个所谓的“中国第一个人权组织”是某党私利的产物，并逐渐沦为共产国际的工具，瓦解实属必然。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因为不清楚其本质，激于保障人权的公义，于是求同存异、自愿加入。但双方毕竟主张迥异，难以长久合作。
　　还在整件事眉目尚不清楚之际，胡适已敏感到民保盟混浊的背景，且将危害保障人权的运动，遂于2月7日写下《民权的保障》，刊登在22日的《独立评论》上。胡适指出：

　　但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组织的人的言论，不能不感觉他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，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，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。这是错的。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，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。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。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的保障，就成了“公有公的道理，婆有婆的道理”，永远成了个缠夹二先生，永远没有出路。⒂

　　此文凸显了胡适对“法治”高于时人的深刻认识。包括蔡元培、林语堂、鲁迅等民保盟执委，因为中国监狱里的酷刑“时有所闻”，便不加核实轻信控诉书。史沫莱特、杨杏佛想当然地以为，胡适也会这般糊涂。谁料信奉“拿证据来”的胡适不肯遵循这种“向来如此”的逻辑，在紧要关头门儿清，才不会上当。他深信民权绝不能建筑于虚妄之上，所以力排众议、罔顾“大局”。可以说，综观事情的发展过程，敢于坚持理性分析、“直面”真相者，胡适一人而已。
　　当然，双方有着深层分歧：一个要革命，一个坚持改良，革命首先是“政治问题”，而改良必然偏重法治。胡适此文的目的或许是想做最后的努力，继续联合多数知识分子争人权，但随着民保盟本身的独裁作风愈演愈烈，大失望的胡适也就不愿多费唇舌了；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任凡夫俗子诽谤，是他的一贯态度。革命抑或改良，究竟该选哪个尽可见仁见智，然而不论“革命话语”多么事后诸葛亮，整个事件中，它的做法就是“瞒与骗”。如果民权竟能瞒出来、骗出来，那么，胡适倒真的错了。

⑴详见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35页。
⑵1933年2月4日胡适致蔡元培、林语堂，《胡适书信集（上）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580-581页。
⑶1933年2月5日胡适致蔡元培、林语堂，同上，第581-582页。
⑶1933年2月5日致《燕京新闻》编辑部，同上第583-584页。
⑸详见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》第25-26页。
⑹1933年2月9日林语堂致胡适，《胡适来往书信选（中册）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185页。
⑺1933年2月14日蔡元培、林语堂致胡适，同上，第187页。
⑻详见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》第108-109页。
⑼1933年2月23日杨杏佛致胡适，《胡适来往书信选（中册）》，第192页。
⑽1933年2月28日宋庆龄、蔡元培致胡适（电），同上，第193页。
⑾杨小佛：《我所知道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》，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77页。
⑿《胡愈之谈民权同盟》》，同上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60页。
⒀胡适1933年3月4日日记，《胡适日记全编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，第201页。
⒁此信收入胡适1933年3月21日日记，同上，第211页。
⒂胡适：《民权的保障》，《胡适精品集（11）》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版，第299页。

2007-7-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