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利害死人：兼驳秦晖的“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”

好奇害死猫，福利害死人。此话怎讲？先来看萨苏的博文《二十三万百岁老人在日本游荡》。萨苏介绍，根据2010年8月日本法务省进行的人口调查，日本120岁以上的老人77118人，150岁以上的足有884人。问题是，这数万名“人瑞”，只“活”在户籍本上，现实中你是找不到的。

有没有开玩笑！还真没有。原来日本的制度太优越了，老人有很多福利，老人逝世后，子女为了继续享受，便瞒天过海。而负责发放福利的部门也懒得去查实，因为需要福利的人越多，越能证明该部门的价值，“减员增效”时被裁撤的可能就越小。国际笑话，于此生焉。

不止日本，美国也遭遇了典型的“福利病”。例如，由于政府给予未婚妈妈不菲的补贴，导致高达68%的黑人妇女未婚生育，白人妇女的比例则为23%。福利的初衷是照顾“弱势群体”，结果越照顾弱势群体越庞大。这真是一种讽刺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日美的经济远比我们发达，它们面临的问题对我们没有借鉴价值。秦晖就持这种论调，他甚至认为，我们的福利比福利不那么高的美国还低，自由比自由不那么多的瑞典还少，因此“左手要福利，右手要自由”才是当务之急。乍一听，很有道理，细分析，完全是火星文。我们首先要搞清楚，什么叫福利？我们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福利？

本文所说的福利，指“福利国家”而言。在市场上，我们的价值取决于为别人提供服务的能力，能力越高收入越高。如果所得超出了自身能力，多出的那部分即为“福利”。显然，福利不是我们挣来的，即不是从市场上来的，那只能是从别人那儿“转移”来的。对，福利实为“转移支付”，是把一部分人的钱转移到另一部分人的口袋里。

换作你，乐意把自己的钱“转移”给别人吗？肯定不乐意。可如果站在你面前的是政府，你能反抗吗？当然，政府不会明目张胆地把手伸进你的口袋，他们只是明目张胆地在钱进入你口袋前就没收了——对了，靠的是税收。所以，税收是一种掠夺，福利说穿了，就来自于政府的“掠夺收入”，是政府抢一部分人的钱给了另一部分。因此福利的增长必然伴随政府权力的扩张，个人自由遭侵犯，市场遭扭曲。

于是问题产生了：既然连日本、美国这样完善的市场机制，都能被政府的福利政策扭曲得七荤八素，何况本已“官气”十足的中国经济呢？

或许又有人说，扭曲一点没关系，至少“弱势群体”的境遇得到了改善，即便不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，也有利于社会稳定。好的，那我们不妨看看，究竟是什么阻碍了“弱势群体”改善境遇？或者换一个角度问：究竟谁能改善他们的境遇？

三十二年改革的实践证明，什么时候“民进国退”，自由有空间生长，什么时候民众的境遇就得到改善；什么时候“国进民退”，挤压自由，什么时候民众的境遇就恶化。民营企业有着远高于国企的效率，有着远高于国企的嗅觉，国家权力退出后留下的荒原，立刻被它们打造成乐园。“中国奇迹”（假设真有的话）功在民企。反之，正是依然无处不在的权力，损害了效率，让我们改善境遇的努力大打折扣。

因此，拆除行政壁垒，使民企进入石油、电力、铁路等领域才是正道。那样，民企会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，从而普遍改善人们的境遇。但如果纵容政府为一己私利，掠夺民企的钱，“转移”给所谓“弱势群体”，就是迫使民企填补由国家权力捅出的社会问题，这必然会增加其负担，削弱其竞争力，减缓其发展速度，从而拖累我们改善自身境遇的努力。

问题还在于，真搞了福利，也不等于“弱势群体”的境遇果真得到了改善。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120元，虽保障了底层职工的利益，却迫使企业不能提供低于该工资标准的岗位，从而减少了招聘人数。于是，原来可以拿800元工资的人，只好呆在家吃低保。上海的低保标准为450元，一来二去他损失了350元。若按照秦晖式逻辑，也提高他的福利，每月给800元，就意味着正在拿最低工资的人，辛辛苦苦一个月，真实价值才320元！很多人会宁愿选择吃低保，把时间用于“休闲”。长此以往，他们对福利（即政府）产生依赖，渐渐消沉，直至彻底丧失个人奋斗的激情和改善境遇的渴望。

可见，福利制度下富人和穷人均受损——前者被迫为福利买单，后者因福利而消磨意志；受益的唯有官僚。前面说过，税收是一种掠夺，掠夺不是交易，无所谓成本，但有代价，如被掠夺者的反抗等。而官僚通过福利政策，把抢来的钱取出一部分“转移支付”给“弱势群体”，以收买其支持，然后顺理成章地将剩下的大部分钱中饱私囊——这才是典型的分赃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福利是官僚给的，民众对他们的依附性就会加强。

在此处，福利的实质是“花钱买稳定”。这并不新鲜，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干过了，整个过程中，国家权力扩张了，官僚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加强了，他们占尽风流却毫发不伤。最后，干出了一个苏联崩溃的高潮。